藏传佛教是喜玛拉雅和青藏高原广袤地域的普遍精神现象。但西藏的宗教现象，相对说来是特殊现象。藏传佛教，也是尼泊尔、不丹、锡金以及缅甸和印度与巴基斯坦某些地区人们的普遍信仰，但在那里，都是非宗教的王权，也就是世俗权力治理，寺庙的神职人员并不参与国家与地区的行政和政治事务。藏传佛教，其实与其他宗教一样，内中有自己的教派，并对教宗执有不可置疑的解释权。即使归属同一大教派，比如达赖与班禅，后者在蒙古的喇嘛教中更有威信，而前者在西藏更为尊仰。

成吉思汗以后的蒙古，更精确地说是俺答以后的蒙古，即明世宗嘉靖末期，大漠草原上的蒙古族全面尊信藏传佛教，但王权依旧独立，不受寺庙神职统辖。所以，班禅为代表的宗教精神领袖们并不执有领地。而西藏内地则不然，原有的世俗权力制度被瓦解或终结，寺庙的精神治权被引入行政和政治治权，并相统一成为政教一体的权力体系。人们习惯以为达赖是西藏的最高统治者，这个看法实际是错误的。在政教合一的西藏，最高意志来自神，从不是来自人。达赖不是神，达赖是最能与神沟通的人。

达赖出亡之后的情况不是很清楚，但直至他选择出走，他所有的决定都是从占卜得到的。这个事理也可从继承人，即下一任达赖的选择程序看见端倪。就藏传佛教而言，凡是领有法号的活佛，都不对继承人有决定权。新一任的活佛，一定也只能按照既成传统的仪轨决定，即公开地抽签决定，且不得与上层或既得利益的权力人物，世俗的或神职，有任何亲缘关系。达赖不具个人的权力意志，公开占卜的方式，决定了一切后果都是天命，个人无需负责，也就没有错误可言。

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是历史使然，绝非具体的一个人，哪怕他是达赖或者班禅，的个人意志所能左右。其地位或者权力来源，决定了他不是，也不可能是真正的实际统治者，所以，所谓的“达赖统治”，或者“集团”或者“时期”都是错误的表述，而这个错误必定导致错误的结果。在达赖出亡印度之前，以为给与达赖等以最高礼遇和优裕待遇及感情亲和，就一定能够笼络出来稳定成果。实际上呢，只要抽签卜卦与这些不合，事情就骤变。因为他本人的合法性就在于，也只能在于“天意”或者“神意”。天意或者神意和达赖本人意志无关，更和本人利益无关。

噶厦是西藏的行政机构，西藏的社会治理是噶厦并非寺庙神职人员担当的。声望崇高的活佛们，只参与政治咨议。所以，实际治权掌握在噶厦，只有在重大事务或行政官员意见冲突时，才交由达赖向天意申请裁决。这个事理决定，达赖对噶厦不具有效制衡权力，而且还要必须超脱所有具体事务，对所有人保持同等距离以确立自己的公正姿态。这个事理的另一个说法是，除非形成共识，任何人若想用自己的意志利用或操纵达赖，都是违规，并会受到来自天意的处罚。而这个事理的事实逻辑则恰恰相反：所有的政治人物都无时不刻地谋求暗中利用达赖。

关于达赖，难结在于，政教合一的体制下，他不可能不是一个政治人物，占卜的结果是天意，打不打卦的决定还是人为决定的。作为政治人物的达赖，其政治合法性或正当性，源自其宗教的规定性，这又是必须承认的政治事实；关于达赖，另一个难结在于，并非仅仅一个达赖是拥有超俗神权的喇嘛，他不仅不是政治的一切，也不是神意的一切；关于达赖，最无法解开的难结是，他的意志和存在是神意的决定，遵从的是只有他能最亲密沟通的上天神意，不可用凡俗事理来讲究，也不可用世俗政治做裁决。

而最诡谬的事情是，世俗政治的期待，在赋予达赖这些神职人员以政治荣誉的同时，也暗示了他们对世俗政治的责任，而那时西藏的政教合一的制度机制，决定了除非执掌神俗两端的群体得到共识，否则达赖等精神领袖没有法定的真实权力来担当他们的责任。而其诡谬的结果是，恰恰发自世俗政治的期望，促发了神职的精神领袖们的对世俗政治的抱负，促动他们积极参与到世俗的，意识形态的，政治上大是大非的那些事务中来。而最诡谬的企望就是，世俗与宗教对社会政治达成利益共识，获得可以共同分享的政治正确。

不可以世俗价值度量宗教，这决定了不能以现实利益衡量达赖这样的宗教领袖。无需辨析达赖的政治言说，就其领袖的正当性出自宗教教义和规则本身这个道理，就决定了他必然有着对精神的感召力，无论在政治上正确也罢或不正确也罢，而这个精神支配能力，并非会随同他的人身消亡而散失。放眼世界各国，所有的宗教领袖都是社会批判者，也是政治异见者，反对世俗政治中的专制当局，是宗教领袖的使命，除非政教合一的制度下，或者是宽松的世俗社会中保持河井无犯。

所有的宗教领袖都会是特立独行的，超俗的也超然的，不分亲疏远近，没有恩威并施。梵蒂冈的主教制度还是幕后商议而投票推举，主教可以为利益集团所操纵，当然也必然去操纵集团，达赖则不能，或者为宗教法理所不能。所以，达赖不会是集团，或者从法理上不应当是集团。或者，至少，达赖集团是出自政治考量的判断，而不是其宗教身份的认知。将达赖喇嘛视作集团领袖，只能让政治势力欢欣鼓舞，而对宗教信仰者来说，只会产生混乱或者逆反，因为达赖是永远是他们的精神寄托，无条件地，本能的，心身诚服的。

庆幸的是，藏传佛教中没有关于原教旨的纷争，达赖或者别的领袖，其正当性在于占得天意，而不是对教义、教旨的不可置疑的解释权力。还庆幸的是，藏传佛教和汉地佛教是相通的，也和汉地的道教及萨满残迹共缘。不幸的是，因几百年来政教合一的传统，西藏地域内的藏传佛教受权力暴力的牵累甚多。正是因为如此，不具宗教信仰的人们将权力罪恶归结于藏传佛教，而不能看见藏传佛教与其他很多宗教一样，也是富有悯爱、慈仁和宽容。这也正是为什么政治如此不正确的达赖，依然是信仰者内心中神明的根源。

宗教本来就不是关于凡俗社会的话语，凡俗社会也不遵循宗教事理。神职人员，伸张政治或民事诉求，和超凡脱俗的净土无涉，本来就是一宗奇怪的事情，也很难猜度那些政治术语或字眼有着什么宗教价值上的精神意义。少林寺的小子们好武，但谁会说佛家和尚就喜爱暴力呢？除却一个时期以来的原教旨主义的追求，所有宗教的基石都是非暴力的，慈善的并劝人慈善的。但所有的信仰者又都是普通的人，有着普通人的权利要求和利益本能。而往往又正是从人间凡俗事理求不得出路的时候，人们才更愿意寄托于宗教。

神俗两界是可以相互拜托的，由此，宗教和宗教的精神领袖才有着超乎凡俗的感召力，而且高尚于人间一切的精神境界并不需要诸如领土主权维护的，所以宗教才能超出国家和民族与种族的限界，成为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。我以为，这个道理，达赖并非不知晓，藏传佛教也并非不明白，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明白。关于国家，当下很多说词将其归结于民族，认定是民族共同体，而实际呢，现代国家一定关于权利的，是人们权利的共同体。

资料来自博客网